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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 2020 放假通知!
01-08 2020 众多“首家5G”地产项目涌现的背后:谁在焦虑? 首家5G购物中心、首个5G公园、首栋5G大厦、首条5G步行街...... 5G正式启动商用至今已有两个多月时间,作为年度科技圈大事,5G自然当之无愧成为了2019热词之一。也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自5G正式启用之后,一些名称里包含“5G”的项目也纷纷涌现,尤其是与商业地产之间的合作,更是大量冠以“全国首家”、“全球首个”、“全市首条”等充满气势的辞藻。 这么多的“首家5G……”项目一股脑涌出来,究竟是真商机还是伪需求? 地产、物业方争抢“5G头衔” 根据新闻报道上显示的信息,懂懂笔记首先来到位于深圳世界之窗附近,一家由运营商授牌“全国首家5G商用购物中心”的购物商场。 走进这家购物商场,并没有任何明显标识说明商场与5G应用有任何关系。在商场的咨询服务处,懂懂笔记询问了客服人员,试图了解商场与5G体验之间的关联。 “不好意思,我也不是太清楚,但是这里的无线网络都是5G(覆盖)。”一位客服人员表示,商场之所以号称“全国首家5G商用购物中心”,是因为在商场所有范围内,实现了5G上网信号全覆盖。 也就是说,在商场内的消费者都可以通过Wi-Fi联网的形式体验5G上网速度,除此之外,与5G应用相关的体验场景可以说是几乎没有。 在商场内,懂懂笔记随机与部分消费者“尬聊”了一下,试图了解大家对于商场5G概念的看法。两位逛服装品牌的女士称,的确留意到5G覆盖的宣传字样,但是却没有体验到5G上网的“超速”,“说真的,网速并不快。可能和上网的人太多有关系,和4G差不多。” 在深圳另一处号称“全国首个 5G 城市综合体”的商业项目内,懂懂笔记发现,新闻图片中出现的“5G”大型标致已被拆除。与世界之窗附近的那家购物中心不同,该综合体内已经找不到任何与5G技术相关的宣传元素。 “这里无线网速蛮快,而且稳定,加上建筑外观很好看,所以我们选在这里做直播。”一位正在综合体特色建筑群旁边进行直播的网红表示,这家这家综合体从5月份开始,便已经覆盖5G信号了。除了5G无线上网之外,还有VR、AR等与5G概念相关创意项目可以体验。根据她提供的信息,懂懂笔记来到了位于综合体三层的电竞馆。 然而,在这里除了一位正在低头看手机的工作人员之外,并没有任何顾客。“最近没有相关的体验活动,您可以关注公众号留意一下,以后会通知。”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在一旁的VR体验馆里,索性连可以询问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了,体验场馆几乎都是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至于号称“5G第一街”的华强北大街,懂懂笔记发现同样只是覆盖了5G无线网络,在几个主要商厦外,除了可以看到运营商的5G展馆,基本上难以找到与5G相关的其他体验内容。 懂懂笔记随后又搜索了“全国首家、5G、购物中心”等关键词,发现在上海还有一家号称“全球首家5G购物中心”的商业综合体,唯一不同的是深圳的项目多了“商用”二字。 不难发现,无论是城市综合体、购物中心、地产商圈,似乎只要覆盖了5G无线上网信号,就可以用全国乃至全球首创5G商业项目头衔自居。但是这些名号也只是有5G信号覆盖而已,开发商、物业方着急举起5G大旗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开发商缓解招商“焦虑” “地产项目用5G概念来包装,主要是为了招商引流。” 张钰(化名)是深圳一家营销策划公司的大客户经理,她告诉懂懂笔记,自从2019年5G成为热门话题之后,就陆续有商业地产、物业项目希望通过5G概念,进行营销方面的包装。 尤其是去年11月,三大运营商正式启动5G商用之后,相关概念营销需求的项目变得越来越多,“很多商场、商业广场、酒店,都希望在年底之前和5G概念建立联系。” 建立联系最简单的方式,便是与运营商合作,覆盖5G无线信号,供用户上网体验超快网速。作为营销策划机构,张钰和团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商业客户将5G概念“吹”出去。 “目前公司有三家综合体的物业方客户,分别在东莞和广州,都是想做5G概念的营销。”这些综合购物中心都是希望“沾上”5G概念,但是也都仅限于5G的Wifi覆盖而已。 这种情况让张钰和策划人员也感到有限头疼:毕竟“全国首家”、“全城首创”、“全球首个”等绝对宣传用词,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广告法。加上目前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首家”、“首个”、“首创”5G地产项目,缺乏卖点也很难脱颖而出。 “只能够根据项目与5G应用技术、应用场景的联系,策划一些营销概念了。”李钰告诉懂懂笔记,以其中一家购物中心即将与联通合作,引入5G+VR体验业务,所以他们策划了一个“全城首家5G+VR购物中心”的话题。另一家可以5G热点上网的购物中心,在宣传中就包装为“全市网速最快的综合商业体”,“而且公共区域的网络速度足够快,也可以包装5G电竞的概念。” 至于这些“名号”能否最终经过遴选并被客户采用,李钰也表示不好说。毕竟所有的地产、物业客户,都希望自家的商业项目在营销宣传时能用上5G和“首创”、“首家”等字眼,但是满眼望去都是这些同质化字眼,已经没有了新意。 “现在在网上搜‘全国首家5G’,能够搜到几百万条相关内容信息。”张钰无奈的表示,尽管5G概念才火起来一年,但现在看来已经快被大量商业项目、地产项目玩坏了。 的确,有些住宅楼盘还未发售,就已承诺公共区域覆盖5G无线网络,成为“全球首个5G小区”。其他类似的商业街、购物街、小镇景区等更是枚不胜数。 那么,开发商、物业方如此“营销”的目的,是否只是为了招商引流呢? “抓住概念就要发力营销,至于为什么是5G,因为5G足够热。”一位地产行业内人士告诉懂懂笔记,近一年来商业地产项目的招商状况普遍不太理想,因此急需自带流量和关注度的概念加以营销包装。 如果说2019年上半年最热门的概念是“网红打卡”,那么下半年就非5G莫属了,“有营销噱头,才能吸引客流,有了客流才能够招商,寻求资源上的置换合作。” 不难看出,开发商、物业方之所以会通过5G概念包装商业项目,创造众多“全国、全球首家”,都只为了通过5G概念吸引更多客流量,完成招商目标,缓解“焦虑”。 但是,开发商、物业方的用意如此“明显”,运营商甘心被“利用”吗? 运营商、开发商希望“双赢” “其实自从5G开始商用之后,运营商推广的压力也是蛮重的。” 一位在运营商企业工作多年的不具名人士透露,自从去年11月份三大运营商启用5G商用套餐后,推广、签约用户便成了运营商的当务之急。目前,绝大部分用户对于5G套餐仍然持观望的态度。 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年底,国内已经拥有高达300多万5G用户,但是相比4G用户12.57亿户的总量,5G用户显然是小巫见大巫。用户不愿意尝鲜5G套餐的原因也很简单——缺少应用场景。 “5G到底有多快?5G比4G好在哪?5G套餐这么贵,真的有价值吗?”该人士告诉懂懂笔记,目前几大运营商都在寻求与更多的线下体验场景合作,希望通过覆盖5G无线网络,让消费者体验5G上网速度、推广5G商用套餐。 与其说开发商、物业方、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利用5G概念包装营销,不如说是与运营商之间形成互利合作的关系,希望借此实现双赢,“商场吸引了客流,提升了档次,招来了商户。而运营商有了线下的5G体验场景,也吸引了终端用户,这是双赢呀。” 据悉,为了寻找更多可以合作的线下场景,部分运营商区域公司更是到处“授牌”,给予合作的线下实体“首家”、“首创”、“五星”等所谓“头衔”,好让开发商、物业、商场进行宣传和推广。“用户只知道5G网速快,却不知道5G可以运用在8K直播、云游戏、VR、医疗领域,这些都需要科普。”该人士表示。 购物中心、地产项目通过5G概念实现营销包装、增加引流招商;而运营商则希望通过线下合作推广5G概念,构建更多5G线下体验场景。可以说,这种状况是双方在各取所需、各打算盘,而且形式大于内容。 而实际走访之后看到的结果,对于开发商、物业方以及运营商而言,恐怕真的是噱头大于体验。尤其是对于普通消费者,他们真的能够从这样的体验场景中感受到5G的魅力吗? 结束语 越来越多的“首家5G”、“首创5G”头衔,或许只会让消费者对5G的印象越来越虚,更持观望态度。至于商业地产和物业方希望借此增加招商的成功率,恐怕也是一厢情愿罢了——没有灵魂的“5G体验”,带不来真正的客户。
01-04 2020 登上Nature却被打脸?LeCun对谷歌乳腺癌研究泼冷水 医疗是 AI 技术涉足最深的领域之一,人们希望 AI 可以帮助医生更早、更准确地诊断病情,目前正在研究的病种包括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眼部疾病等。早在 2017 年,谷歌的 DeepMind 就宣布开始向乳腺癌发起挑战。 近日,谷歌宣布,这一项目取得了重大进展:谷歌研发的乳腺癌检测深度学习模型击败了 6 名全日制放射科医师。 研究的整体流程一览 谷歌这次公开的研究是一种新型的深度学习钼靶影像系统(钼靶筛查是乳腺癌筛查的“金标准”)。与之前的模型相比,该模型有效减少了乳腺癌被错误识别或遗漏的情况,将乳腺癌检测的假阳性率降低了 5.7%,假阴性率也降低了 9.4%。 此外,该模型的泛化能力也非常强大。虽然训练数据多为西方人,但却可以广泛应用于中国人群,这点在医疗 AI 模型中非常难能可贵。 由于表现出色,这一结果很快就登上了《Nature》,并引发了大量关注。 但与许多高调官宣的研究一样,这项成果也未能逃脱被质疑的命运。在 Twitter 上,Yann LeCun 等几位大佬已经就此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DeepMind 高调官宣,LeCun 泼冷水 人在新年,刚发 Nature。DeempMind 创始人、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 Hassabis 心情好到飞起。在 DeepMind 推特账号高调官宣之际,Hassabis 也发文力推,称“这是新一年一个很棒的开始!” 但没成想,一盆冷水很快就泼了过来。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的 Yann LeCun 表示,这篇论文取得的结果 NYU 团队在之前已经做过了。 LeCun 表示,谷歌应当引用 NYU 的研究,因为这个研究效果还更好。LeCun 在评论中留下了开源地址。 对此,Hassabis 不以为然,他表示:“我们引用了这篇论文啊。LeCun 应该先读了论文再发表愤怒的言论。” LeCun 则表示自己第一次读论文的时候看漏了引用。 诚然,这可能只是一次小的误会。但是 LeCun 转发了另一位研究者对这篇论文的评价,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在这个评论中,Hardian Health 的管理总监,具有放射科医学经验和 AI 经验的 Hugh Harvey 表示,去年的 NYU 论文具有更好的结果、更多的数据验证、和更多的人类放射科医生进行了对比,同时代码和数据都是开源的。 Hugh Harvey 提到的这篇论文发表于去年 10 月份,该论文与谷歌的论文对比如下: 谷歌的研究中涉及 6 位放射科医生,NYU 的研究用到了 14 位; 谷歌论文报告的 AUC 是 0.889(UK)和 0.8107(US),NYU 的 AUC 结果为 0.895。 因此,这位研究者断言,谷歌只是 PR 能力更强罢了。 Yann LeCun 扒出来的 NYU 论文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经过对比,不少研究者表示,谷歌的研究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纯属 PR,不能复现? 对于谷歌和 DeepMind 论文中的乳腺癌检测深度学习模型,专注于神经科学大数据分析的 Danilo Bzdok 教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训练该模型所使用的代码过多地依赖谷歌的内部工具、基础设施和硬件,因此它是不可行的。 对于 Danilo Bzdok 的这种观点,评论者也纷纷表示赞同。有人激进地表示,这篇论文就不应该发表出来。 也有人说,如果研究中使用的模型无法复现,则应该保密不予发表。谷歌公开论文是为实时收集用户的健康数据奠定基础,因为他们的软件只能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除此之外,谷歌至少应该公开训练过的模型。 另外,还有人表示自己只是将此看作一个未能兑现研究成果的科研项目罢了,谷歌要么开源研究中使用到的工具,要么使用那些公开可用的工具。换言之,一项研究理应提供能够复现实验的工具,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科研发现。 会读片并不代表会看病 其实早在论文发出的第一时间,reddit 和 hackernews 等社交平台上就已经出现了相关的讨论,放射科医生也参与了进来。 一位放射科医生表示,其实,乳腺癌的诊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只是读 X 光片那么简单。相比之下,读 X 光片可能只是众多诊断步骤中的第一步。 其次,就乳腺癌检测而言,X 光检查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准确,要想获得准确的检查结果,还要进行进一步的 B 超、核磁共振等检查。 所以,综合来看,深度学习在医疗筛查、诊断方面的准确性不断提高是一件好事,也是医生喜闻乐见的,但是“AI 战胜/取代人类医生”这种论调实在是不可取。 当下的医疗 AI 创业公司也多是宣称可以辅助医生,帮助医生分担一些工作,而由于泛化性能差、稳健性差、数据存在偏见、医疗仪器规格不一等种种问题的存在,“辅助”这一角色做好都尚且困难重重,“战胜”、“取代”的说法更是无从谈起。
01-03 2020 直播电商,打响2020年的开门红 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淘宝直播一姐薇娅在直播间卖起了房子。 售价仅为50万的济南公寓在房产市场上可能并不算贵,但是放在淘宝里面,就显得有那么一点点惊心动魄。“这可是不动产,真有人不实地考察就买房子了?”“现在看直播的网友,已经这么有钱了?”豆瓣上的网友啧啧惊叹。 然而让我们惊叹的不仅仅是电商主播可以接到50万客单价的商品,而是电商直播已经有勇气挑战传统市场中决策成本几乎是最高的商品。 昨日,A股迎来2020年的开门红,网红经济概念股带头领涨,整个板块涨幅超过6%。 事实上,从19年12月到现在,传媒板块,尤其是与直播电商相关的个股已经表现爆棚,不仅龙头星期六在十四个交易日中喜提十一个涨停板,还带动了引力传媒等一系列概念股接连翻倍。 那么,2019年已经贡献了李佳琦和李子柒的网红经济,会带动2020年的直播电商迎来新一轮爆发期吗? 六成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如一个李子柒? 薇娅在直播平台卖房子或许只是一个极端案例,但很多人的购物决策路径却正在实打实地被电商直播缩短。 几组数据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这种变化: 1. 直播电商市场正在以每年400%-500%的速度井喷。 2017年淘宝直播GMV约为200亿,2018年爆发式增长至1000亿,2019年在双11带动下,直播电商再次“大跃进”,规模或将超过4000亿。 2. 六成A股公司盈利能力不及一个李子柒。 据数据宝统计,2019年“带货一哥”李佳琦赚了将近2亿元,火遍全球的李子柒赚了1.6亿。 如果以2018年上市公司净利润指标看,2123家公司净利不及李子柒——换句话说,全部A股公司有六成以上盈利能力不及一名网红。 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许多上市公司一年的营业收入,仅一人就“打败了”一个上市公司,直播带货的吸金能力成为刷屏话题。  “口红一哥“李佳琦直播具备极强号召力 数据来源:李佳琦抖音号,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独行者快,众行者远 曾几何时,人们常常用“来去匆匆”“刹那流星”来形容娱乐圈的各种网红,因为凭一己之力,能够到达的高度始终有限。 而如今越来越多的网红选择签约MCN机构,用集群作战的方式延长自己的创作生命和盈利周期。应该说,如今的主播能够达到上市公司的盈利高度,和其背后MCN机构的悉心筹划,分不开关系。 所谓MCN,全称Multi-Channel Network,最早起源于美国Youtube,本质是一个多频道网络的产品形态,在2012年被中国机构学习之后,渐渐演变为“网红经纪人”的职责和角色。 根据聚沙学院的报告,MCN机构在直播行业中的主要职能是: 1. 签约管理KOL; 2. 为KOL提供内容创作的专业性支持意见。MCN机构具体会在创意、剧本、计划统筹、场景设计、最终剪辑等方面对KOL提供支援;  MCN团队创作公司流程涵盖了创意→剧本→摄制→后期等内容创作全流程 数据来源:聚沙学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3. 帮助KOL解决推广和分成的相关问题; 4. 为优质内容作品寻找资源平台,如短视频平台和自媒体平台; 5. 围绕KOL实现多元化商业变现。 MCN公司链接了创作者(KOL)、平台、内容和广告主 数据来源:聚沙学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目前大部分网红直播,背后都签约了相应的MCN机构。如李子柒签约微念,李佳琪签约美ONE等等。 部分MCN公司及旗下IP 数据来源:南开金融硕士宏观行研,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据克劳锐《2019中国MCN行业发展研究白皮书》:在2018年,MCN机构数量达到了5800家,其中34%的机构营收达到了5000万以上。 MCN机构数爆发式增长 数据来源:克劳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018年MCN营收规模现状 数据来源:克劳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直播电商“二次爆发”,东风何在?  此次A股“网红经济”概念大涨,和直播电商“二次爆发”的预期离不开关系。 近期,以京东、拼多多为代表的巨头频频与MCN机构接触,有意瓜分网红带货市场。除头部电商之外,还有如涵、蘑菇街、小红书、洋码头、抖音、快手等也加快布局网红直播带货行列。 网红经济已经成为当下产业新风口,无疑已经成为资本和市场的共识。 为什么是现在?市场看好的原因有两点重要支撑: 1. 在5G通信的支撑下,未来直播电商将受益于更精细的用户服务。 5G技术在未来的全面商业化,使得VR/AR的更大范围应用成为了可能。未来VR/AR设备的延时将显著降低、清晰度大幅提高,这些特性都会极大地提升直播电商的用户体验。 举例而言,VR/AR电商直播中消费者可以在家实现更像线下购物场景的线上购物体验,用户通过VR/AR技术进行试衣,得到身临其境的感受。 2. 短视频平台仍在处在高速增长期,并持续加快变现步伐。 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规模日渐饱和的今天,短视频行业月活跃用户的数量仍然在保持持续提升。 根据QuestMoblie数据,短视频行业月活跃用户数量持续保持提升,在2019年6月,月活跃用户数达到8.2亿。 短视频月活跃用户持续增长 数据来源:QuestMobile,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其中以头部短视频APP抖音、快手的活跃用户增势最为明显,分别为133%和47.8%(对比2018M6和2019M6),MAU分别达到4.86和3.41亿。  2018-2019抖音与快手,月活用户提升最为明显 数据来源:QuestMobile,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具体从使用时长结构来看,2019年9月移动互联网主要细分行业中时长占比提升的仅有移动视频和移动购物,其中移动视频受短视频驱动时长占比提升幅度最大,同比提升2.3个百分点至22.1%,短视频贡献了互联网时长的主要增量,持续切分用户使用时长。 2019年短视频所占移动互联网时长提升2.3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QuestMobile,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在完成前期流量积累后,以抖音和快手为主的短视频平台均在加速商业化变现进程,同时在广告、直播打赏、电商带货、游戏等领域发力,希望能进一步提升用户资产和用户价值。 根据QuestMobile数据,2019年抖音在信息流广告领域目标营收为500亿元,快手在直播打赏&小游戏领域目标营收为350亿元,以抖音和快手为例的短视频行业有望于在各自优势领域加速商业化变现。 此外,各大巨头纷纷布局或通过投资参与直播相关的各个赛道。 在社交领域,微博作为阿里系社交主要代表(截止2019年3月,阿里持股为30.2%)已推出直播应用,腾讯系微信开始内测直播小程序,抢占主流内容分发口。 在电商领域,阿里打造淘宝直播,推动其王牌APP淘宝进入赛道,创造新的购物场景。在短视频领域,头条系凭借其旗下抖音、西瓜等小视频平台的流量优势切入直播。各类型平台和巨头细化市场地位,深耕垂直领域,积极布局直播相关领域,直播+X模式将成主流。 各大巨头积极布局直播相关领域 数据来源:QuestMobile,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明星入场,抢夺直播电商市场 根据卡思数据,各短视频平台的KOL规模目前已超过20万个,其中快手数量最多,达到43421个,抖音、秒拍次之,数量分别为30718和34022个。  2018年头部短视频平台已有超20万KOL 数据来源:卡思数据,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借助KOL的粉丝效应,KOL所推荐的产品更易受人信赖,在短期内迅速聚集流量,在短期内实现流量的转换,成为直播市场的利器。但KOL市场“二八定律”效应明显,即20%的头部KOL获得市场80%的关注度,贡献80%的消费力。 粉丝体量较大的头肩部KOL数量占比极低 KOL二八效应显著 数据来源:卡思数据,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以抖音KOL为例,抖音KOL根据粉丝数量大致分为四类:头部(粉丝量500万+)、肩部(粉丝量300-500万)、腰部(粉丝量100-300万)、尾部(粉丝量10-100万),头肩部KOL数量抖音市场占比仅有5.33%,点赞数占比却高达90%,粉丝整体活跃度更高,影响力更强,头部效应明显。  抖音KOL四大梯队中,头肩部KOL以5.33%的数量占据了逾90%点赞量 数据来源:卡思数据,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具体看2019淘宝双十一,薇娅和李佳琦基本呈现双寡头垄断格局,淘宝双十一直播当晚的热度,薇娅与李佳琦分别占30%/20%,剩余所有主播抢占另外50%的份额,头部KOL的稀缺性愈发严重。 淘宝双11巅峰主播热度Top10中,李佳琦和薇娅热度远超第三 数据来源:淘宝直播,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另一边,明星入场直播,正在成为直播市场重要力量。 根据克劳锐报告,虽然电商网红可以凭借其自身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将粉丝积累转化为购买消费力,但是任何一个网红,KOL、IP都有商业周期,面对用户对视频内容创新性和多元性的需求,一旦直播短视频的内容形式滞后,就有可能面临淘汰,“网红+明星”的模式逐渐兴起,成为直播的重要趋势。 明星天然拥有个人号召力强、粉丝关注度高、影响范围广等优势,纯流量效应带来的粉丝经济有极强的购买转化率,如张艺兴代言的MAC口红在双十一预售销量达到22万支,肖战的雅诗兰黛礼盒在几小时内就售罄,足以说明其自身拥有的天然购买转化率优势。 明星与网红KOL的联手结合有利于再次提升购买转化率,带来更大流量,从而推动总销售额,成功的案例如朱一龙、R1SE周震南、赖冠霖与李佳琦的合作直播,皆取得不错的成绩,并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 除“网红+明星”模式之外,明星直接变身主播也有望成为趋势。 目前李湘是最活跃的明星电商主播,自4月份在淘宝第一支直播后,李湘基本保持每周一次直播的频率,截止9月份月成交量累计突破1000万,位列淘宝明星直播热度榜单第一名,李湘先后和赵薇、林依轮等其他明星进行直播合作,在双十一累计成交金额1.3亿元,累计总观看3000万+人次,带货能力位居明星榜单第一。 天猫双11主要明星关联产品,销售情况一览 此外,王祖蓝是快手双十一带货榜第十名,也是唯一一位上榜明星,带货品类丰富,被网友戏称为“带货小王子”。 明星入场电商直播,凭借其自身的知名度、影响力效应,有望加速购买转换率,成为直播市场中坚力量,推动直播行业的发展。总结来说,电商直播市场正处于爆发增长期,在经过了野蛮生长之后,在KOL和MCN布局具备先发优势的公司有望直接受益。 与此同时,伴随着电商直播市场的爆发式增长,电商行业与短视频直播行业的产业链正在经历价值重塑,而5G则有望带来电商直播产业链本身的进一步迭代优化。
01-02 2020 2019,互联网无战事 2017年3月某个深夜,一群ofo运营人员直接把车铺到摩拜的办公室楼下。不料这种带有挑衅意味的行为被摩拜CEO王晓峰撞见——他刚好结束一天的工作,走出办公室,看见满地的ofo,扭头便打电话。“一会儿就有人过来铺摩拜的车。”其中一位运营人员回忆。 这种场面似曾相识。2016年9月,摩拜第一次来北京开发布会当天,就把车铺到了ofo大本营——北京大学。在北大某一宿舍楼旁边,突然多了一列摩拜,与ofo并排而立。 这不过是商业战争中极为普通的一幕,普通到在过去几年每天都发生。但对比2019年,这一切又变得不同寻常起来。 如果有心,你会发现——2019年,是创投圈稍显沉寂的一年。诸如滴滴快的、摩拜ofo般大的战役已经消失,2018年吹起来的少数几个风口也在2019年呈现了收缩局势。 一路高歌猛进的资本突然踩下刹车,要求创业者们收窄战线、关注变现。而在遍地是机会的时代,身处浪潮之中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似乎都默认企业规模足够大才是游戏制胜的法则。 所有人都变得很难,市场上已无高昂的论调。即使是被喻为风口项目捕手的朱啸虎在媒体面前也开始多次强调“保守”。在此前,他更愿意公开谈论的是速度和规模。 这些变化并非毫无原由。周期性的资本寒冬是一方面,更根本的原因是,放眼望去,中国消费互联网所有红利都已耗尽——流量红利见顶,商业模式的创新走到尾声,每一条赛道上都有巨头的身影。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就不再有正面交锋的大型冲突。有创业者感叹,原来你会有一个Bigdream,去做一家伟大的公司,现在只想卖给BAT。 世界变了,规则也随之改变。比起唯快不破的消费互联网时代,如今,产业互联网的逻辑有所不同:每个产业都相当复杂,都是独立战场,广告烧钱无法起量。 地盘没了、选手没了、弹药没了,连规则也没了。旧的江湖已不可恋战,新的战场还在酝酿。这是平淡无奇的2019年。 创业风口渐息 2019年第一场战争结束于社区团购。2019年1月,松鼠邻家CEO高振刚发现数据“哗地一下”从2000万跌到600万,即便春节后曾小幅上升到1000万,那之后也再涨不动了。他预感到刚谈好的融资要告吹——事实也如此,当他把数据同步给之前有意向的投资机构时,对方立刻作出“赛道天花板已现”的结论,便毁约了。 “有什么可意外的呢?如果数据不增长并且还处在亏损阶段,投资人有什么理由要把钱给你?” 形势所逼。两个月后,高振刚在砍断供应链断臂求生和孤注一掷求增长之间选择了前者。连续创业的经验告诉他烧钱不理智。将百余人团队收缩到六、七人后,他在最后大溃败局面出现之前成功抽身。 而在社区团购诞生伊始,大部分投资人都认为这是新模式和新机会,资本扎堆涌入。根据QuestMobile数据,社区团购2018年融资额为40亿,涌现出大大小小共200家平台。高振刚称,2019年春节过后,资本开始集中撤离,只剩少数会押注头部企业。前后不过一年时间,社区团购的风口潦草收场。 此后,生鲜电商、小程序,乃至电子烟,这些在2018年刮起来的小风口都逐渐趋于平静。 高振刚是幸运的,主动选择休战让他“既没有欠货款,也没有欠薪”。但大多数公司没有意识到烧钱的危险,只能走向破产结局。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12月6日,共关闭公司327家。与此同时,各种暴雷、维权的新闻见诸于报端。 不止一位投资人对投中网说,站在行业的上游,尽管能从更细枝末节中感受到形势严峻,比如同行们对自己投的项目犹疑不决,迟迟不下手时,但看到那么多新闻还是被“shock”了一下。 资本正变得没有耐心。梅花创投创始合伙人吴世春告诉投中网,很遗憾,很现实,“今年我和创业者说得最多的就是保护好现金流,把你能融到的每一笔钱都当成是最后一笔钱”。 为了融到钱,高振刚曾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见了上百位投资人,与他合作的两家FA平均每天对接6-7家投资机构,“最后一家也没投”。 但创业者未能很快适应游戏规则的变化。生鲜电商公司呆萝卜在2019年10月底才在投资人压力下,通知研发部放弃规模转头去追求盈利。但在呆萝卜中层刘峰看来为时已晚。 一个月后,“即使在合肥已经做到收支平衡,但现金流彻底断裂,公司经营也便无以为继。”刘峰说。呆萝卜一度是生鲜电商的头部公司,曾于2019年6月获高瓴资本领投的6.34亿元A轮融资,拿到融资后疯狂扩张,9月线下门店数量超过1000家。 多位采访对象告诉投中网,今年“打不动仗了”,大家都在观望。“这就好比打篮球,不管上半场状态有多好,打得有多激烈,但总是应该中场休息一下,才能保持后半场的高强度输出。”其中一位如此说道。 行业巨头止战 新的枪声还没来得及打响,旧战场也已经偃旗息鼓。在创业者、投资人信心急转直下的2019年,也很难再看到从前诸如团购、外卖、网约车、共享单车等战火焦灼的大型战役,并且这些赛道的幸存者之间也不再刀光剑影,反而以强者的姿态收割市场。 这也许是最富远见的投资人都无法预测的事实:在共享单车百亿美金的教训之后,世界就掉了个个儿——市场上不再有大量的热钱再造一个“滴滴”、“美团”,选手们也只能在烧钱这件事上按下暂停键。 作为跑街串巷的一线员工,林邻能从更细微处体会到战势的变化——“从前炮火连天,现在根本就不打了。”林邻曾于2015年入职大众点评,后又于2017年因两家合并而归入美团。O2O战场上曾有十万地推军,他作为十万分之一,亲身并完整经历过从0到1的蛮荒开拓期。 在前期,双方为了抢夺商家,擦枪走火的事情时常发生,比如在破独和反破独(注:破独指攻破独家商家)的拉锯战中大打出手;又比如当碰巧同时拜访一家商铺时会彼此防备——一方会装作闲逛的姿态转身走掉下次再来;还比如即使是频繁见面的邻里也从不互加微信,总是有敌友的“界限感”。 这种大型战役通常还有无数牺牲者,安传东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短暂地参与过外卖这场战斗,也在更高视角看到了前线战火的猛烈。2015年夏,安传东在内部提出“做校园外卖第一品牌”的战略目标,这本是一门小而美的生意,商业模型完全立得住,但是没想到被大玩家打了个措手不及——这场战争持续了不过3、4个月。资金链就彻底断裂。 这条赛道在2018年美团收购大众点评、阿里先后收购口碑、饿了么后,变为美团和阿里的较量。身处同一战场的两大巨头之间虽然还是泾渭分明,但是彼此的敌意被动地减弱了。彼时饿了么CEO王磊说,从7月到9月,每个月投入补贴10亿扩大市场份额。 而到了2019年,饿了么不再对外宣称补贴数额,王磊明确对外表示未来不会再有疯狂的补贴大战。一位阿里巴巴员工告诉投中网,对于阿里来说,今年营收成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指标,例如,一个新业务线如果不能看到明显的变现前景便会立刻调转方向。 合并后,林邻的工作重心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由激进地拉拢变成更为激进地收割商家。刚开始是收广告费,后又变为推广收银系统。而在两个月前,他失去了这份历时四年的工作,美团将其所在的地方站由直营转为外包。撤站的原因也并不复杂,对美团而言,外包无疑是更为经济的方式。 种种迹象背后是当美团作为一家商业公司占据垄断性优势时,它开始从追求规模转为追求盈利。财报披露,美团点评2019年第二季度实现盈利8.76亿元。 2017年夏日,另一著名的战场——摩拜ofo仍然在殊死搏斗时刻。据投中网了解,当时滴滴三名高管空降ofo,在滴滴团队参与决策下,商业化让步于用户增长。ofo以数十亿元营收代价跟进摩拜的免费月卡战略,这被曾任 ofo中高层的赵雨看作是损失最严重的地方,“当时ofo订单峰值3000万,平均2000多万,以一单0.5元计算,一天有上千万营收,一个月就是3亿。” 两家公司如今有了不同的结局,ofo的创始人戴威和某些战略投资者坚持不合并,使得这家昔日明星公司如今不得不在身负巨额欠款下苦苦支撑,而它的劲敌——摩拜于2018年4月份卖给美团。 战争以后的景象是,2019年共享单车坐地涨价,起步价的计算时长缩短、起步价上调。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哈罗单车对外称,在全国投放的300多个城市中,其中200多个均实现盈利。一位哈啰高层对投中网称,这是共享单车回归正常商业定价的过程,“共享单车烧了一两百亿,头部公司跌得跟头太大,以至于认为单车业务本身是纯烧钱、公益性的。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刚需、高频的业务,本身也能赚钱。” 战火在更多的赛道里逐渐停息。比如滴滴逐渐提高抽成比例和客单价,比如快车起步价方面,除10时至17时平峰时段,从13元上涨至14元;共享充电宝在2019年最高收费标准已经达到每小时8元,涨幅达6倍;票补的时代也过去了,淘票票、猫眼相继在2019年宣布实现盈利。 于是,互联网公司开始回归商业本质的声音不绝于耳,而当互联网公司回归商业本质的时候,就是战事平息的时候。回顾以前,一位ofo运营人员告诉投中网,他曾经负责公司华北片区的车辆调度,在ofo撤城最后一刻才离开。他认为这非常具有象征意味,像是最后守城的士兵,而这样的经历在如今战火渐息的和平年代很难再有。 资本不好过 战争熄火的另一面,是为创业者提供弹药的投资人和机构们的艰难处境。身为投资经理的胡鹏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失业。一位很久没联系的老友问他最近是不是有空出来吃饭小聚一下,他立刻就答应下来,“有的是时间”。 尽管他不断面试,大公司、小公司、大机构、小机构都尝试了一遍,但要么没有下文,要么不靠谱,“真是什么奇葩都有”。比如,一家他觉得还挺合适的机构,聊完以后又决定把整个业务撤销;还有互联网公司新成立了一个小基金,业务方向完全不在调上。 有一个问题是共通的,胡鹏在面试中总是能遇到对方问到“项目如何退出?”。显然,投资机构比过往更渴望功成身退。这一波基金大多在2014年伴随着“双创”热而成立,到2019年底正好是第五年,到了丰收的时候。 但2019年以来退出结果并不甚理想,毕马威报告显示,在退出方面,第三季度亚洲地区退出项目数量接近40笔,退出企业市值不到200亿美元,2018年同期退出项目数量超过50笔,退出企业市值接近1400亿美元。 投资机构迎来倒闭潮。CVSource投中数据显示,2014年共有1724支基金,2015年,这一数据翻了2.7倍,有4757支基金,但截至2019年11月,仅剩下480支基金。 (基金数量变化图) 一位在深圳的投资机构负责人称,深圳平均每天有5、6 家投资机构倒闭。他所在的基金成立于2015年,但今年因为公司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了。 基金募资难成为普遍性问题。吴世春说,2015、16年能募到钱的基金,2019年都会遇到资金募集难题。大部分机构一整年都在为募资忙得焦头烂额,永远募不满,“比如一家LP只出3000万,但后面还要募集4个多亿,但可能当基金募集到8000万的时候,前面3000万的LP就出问题了。”吴世春强调,“所有机构都会碰到这种问题,只不过程度不一样而已。” 这会导致基金的寡头化趋势更加明显。GGV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符绩勋认为,有影响力的知名基金可能会融更多钱。CV Source投中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每只基金平均融资金额为2.51亿美元,2018年为1.44亿美元,这一数字是2014年以来最高。 (单只基金平均融资金额变化图) 总而言之,资本不是保守,而是没有能力激进,“今年 PE/VC 不是一般的惨,而是’血惨’。”上述深圳投资机构的负责人说。 资金端的紧张会加剧创业者的融资压力。符绩勋记得,融资最疯狂的时候,每两三周都会有人要追加投资,而现在,周期可能延长到近1个月,甚至几个月到半年,“钱相对比以往少,投资人对于项目的要求自然提高很多。” 子弹没了,战火自然就小了。安传东明显能觉察到资本情绪的变化。2015年,安传东第一次创业,自称只是一个农村出生、什么都不懂的小孩,但在项目还是BP阶段时,就融到1000多万。投资方决定投资他公司的时间前后不超过一个星期。 这笔融资金大约晚上十点入账,安传东当时坐在位于水木清华园办公室的电脑前,抬头一眼就能望到网易和搜狐,他想这辈子是不是也有机会做一家差不多级别的公司。“扭转命运的不公”。那晚他激动地发了一条朋友圈,并跑上办公室楼上的阁楼发了一会呆。 但这种幸运并不持久。当他开始再一次创业的时候,创业者的好日子过去了。机构开始收紧钱袋子——他找了五六家投资机构,历时三个月才拿到钱。而通常来说,连续创业者本应更受到资本的青睐。 如今安传东正在进行第三次创业——“席读”,与前两次的扩张式打法不同,这一次他有意识地控制规模和成本,使公司处于盈利状态。 规则变了 主动或被动的休战只是表象,更本质的原因在于没新的机会,也没有新的钱。“确实是安静了,但其实也没什么可打的了。”一位创业者如此认为。 一名硅谷投资人把1990年谷歌、亚马逊发现PC互联网比作哥伦布、达伽马第一次出航离开葡萄牙。谷歌等公司在搜索、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等利润丰厚、尚待开发的业务上抢占先机,而后入者能从中瓜分的地盘越来越少。 在中国,情况同样如此。PC互联网时期,BAT崛起三分天下,十年过去,直到移动互联网出现才给了字节跳动、美团等公司新的机会。但移动互联网流量见顶,这一轮基于消费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也已走到尾声。创业者们回头一看,每个细分赛道上都站着巨头。 比如一位互联网猎头李福透露,在短视频领域,快手、腾讯、抖音公司内部的工作流程几乎一模一样,“已经同质化到这种程度了。” 地盘再次没了,投资人和创业者又开始寻找新大陆。 2019年,投资人更多提到的词汇是“产业互联网”,但多位采访对象提到,过去以烧钱换增长,取得规模化优势后再盈利的打法不再适合这片新战场。 符绩勋认为,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的打法逻辑不同。前者需要网络效应形成护城河和竞争壁垒,而后者更多比拼的是产品与技术。烧钱战术失灵了。 赵雨对此深有感触。他称过去的单车之战大家都默认先发优势,规模优势很重要。在效率和增长之间,ofo大多时候会优先考虑增长,钱先花出去了再算账。因为在两方实力相等的1V1战争中,对战者的思考路径会跟随对方的动作而变形,战火的大小无法控制。如果市场上总有对手愿意牺牲效率砸钱换取高速增长,“我们就不能停。”因为一旦对方增长地更快,“我们的市场地位就不复存在。” 但如今转换赛道,加入电子烟公司的赵雨更时刻关注外界经济状态与自身营收。如果对比,电子烟的烧钱速度与规模与过往相比只能算是“毛毛雨”。这一次,“我们会在考虑成本、质量、效率的情况下去获得增长,达成全盘的精细化运营。” 另一方面,资本击鼓传花的游戏也开始失效,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的现象频频发生。胡鹏说,之前有一家证券公司玩一二级套利,专门发现有上市潜力的公司突击入股后套现,现在这个逻辑已经不通了,“根本赚不到钱。” 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据投中网统计,2018年赴美股、港股上市的新经济公司共57家,其中42家跌破发行价。    (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图)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孙正义的传奇不再延续,Wework IPO折戟、Uber股价持续下跌,不仅他重金押注的上述两家公司出现持续亏损,软银集团也出现14年来首次亏损505亿港元,愿景基金更是浮亏额高达89亿美元。这让一向自信独裁的孙正义开始在媒体前反思,“自己的判断存在问题,我在很多方面感到后悔。” 吴世春认为,孙正义是上市前融资的主要买家之一,他的谨慎态度会将焦虑向前传导,投资人要开始考虑“孙正义不接手,项目还可以卖给谁”的问题。 旧的规则失效,新的秩序还待建立。此时,创业公司和巨头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收缩战线,商业化成为新的主题。李福说,今年商业化变现、大客户销售人才行情非常好,“打破头在找人。毕竟在产品越来越趋同的情况下,厉害的商业化人才是营收的关键,”——这是当下资本寒冬下的立命之本。 当移动互联网尚是一片蓝海时,聪明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们用资本在不同领域复制出令人惊叹的商业神话,比如网约车领域的滴滴,团购外卖领域的美团,这种连续的成功让后来者跟随。但当摩拜ofo 的故事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时,人们才开始反思:数据的极速增长或许令人兴奋,但正向的现金流才是一个公司穿越经济周期的根基所在。
01-01 2020 两面针卖股求生 扣非净利润连亏13年之后,“牙膏第一股”两面针最终还是决定断臂求生。 2019年11月16日,两面针发布了一则重大资产出售公告,拟以11.74亿元的交易总价,向控股股东广西柳州市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售其持有的房地产公司、纸品公司的相关股权及债权,交易方式为现金支付。 交易完成后,两面针将专注于发展日化、医药等核心优势业务,不再从事房地产及纸业相关业务。 类似的剧情曾上演过一次。2017年11月6日,两面针发布公告称,已将所持有的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35%的股权全部转让。转让完成后,两面针五大业务板块之一的精细化工板块被彻底剥离出去,只剩日化板块、医药板块、纸业板块和房地产板块。 精细化工板块被剥离,在当时的投资市场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两面针给出的解释是:有利于优化资产结构,集中资源聚焦日化主业。  时隔两年,两面针故伎重施,出售公告一经披露很快就引来了上交所的关注。11月22日,上交所就剥离纸业和房地产业务是否合理等11个问题向两面针下发问询函,并要求其在5日内予以回应。 同时剥离房地产公司和纸业公司,两面针一度被上交所质疑为“借处理资产避免亏损”。事实上,这种质疑并非毫无依据。 根据两面针历年的财报显示,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房地产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205.31万元、-169.64万元和-160.41万元,而纸品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1.36元、-5269.53万元和-5341.45万元。 2019年第三季度,房地产公司和纸品公司依旧未能在亏损的道路上止步,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150万元和-2201.21万元。 12月9日晚间,也就是在超出上交所给出的回复期限半个月后,两面针以一份长达48页的回复函,正式回复了上交所关于出售11.74亿资产的“灵魂拷问”。  两面针在回复函中否认了借处理资产避免亏损,“公司本次交易的目的是减少公司亏损,降低公司负担,为公司业务转型提供资金支持,致力于聚焦主业,发展日化产业。” 上市即巅峰 这已经不是两面针第一次受到质疑了。扣非净利润连续亏损13年,两面针用实力诠释了什么是“上市即巅峰”。 根据三季度财报显示,两面针的总营收为人民币为8.82亿元,同比减少1.44%,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79.86万元,同比增加263.51%,扣非净利润为-4343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1517.52万元,亏损仍在不断扩大。 如果不是手中持有中信证券、交通银行等上市企业的股票和多家非上市企业的股权,遇到入不敷出的“旱年”就卖出一些股票换取生机,恐怕两面针早已退市。根据粗略统计,从2006年到2018年,两面针六度出售中信证券股票,累计套现超过10亿元。 与如今靠卖卖股票规避退市的落魄不同,在2004年1月30日A股上市时,两面针头顶“牙膏第一股”的光环,一时之间风光无限。 两面针确实对得起这个光环,自1996年起,两面针牙膏的产量和销量就长期位居全国牙膏行业前三名。 2003年上市前夕是两面针的巅峰时期。这一年,两面针的总营收为人民币5.86亿元,扣非净利润更是高达2800万元。其中,仅仅是日化板块中的牙膏业务就为两面针创收4.43亿元,占总营收的76%。 不过,两面针的巅峰时期的持续时间着实短得可怜。2004年和2005年,两面针的总营收虽然仍能维持5亿元之上,扣非净利润却出现了大幅下滑,分别为700万元和400万元。 2006年是两面针业绩上的分水岭。这一年,两面针的扣非净利润由正转负,亏损1.08亿元,从2006年一直到2019年三季度,两面针的扣非净利润始终没能扭亏为盈。13年间,两面针的扣非净利润亏损累计超过13.5亿元。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两面针如此迅速地从巅峰跌落谷底呢?或许从两面针的招股书中可以窥得一丝端倪。 两面针在2004年上市时曾在招股书中指出,近年来随着外资企业大量涌入,比如世界知名品牌佳洁士和高露洁等均已进入中国市场,导致国内牙膏行业竞争加剧,毛利率也在不断下降。 主打中草药牙膏的两面针首当其冲,冲击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方面是牙膏市场被大规模掠夺,另一方面是激烈的竞争导致毛利不断变薄,还有一个方面则是中草药原材料的价格不断上涨。 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两面针是怎么应对的呢? 根据招股书显示,两面针列出了十项募集资金的用途,其中包括房地产业、旅游用品业、药业、糖业等多个领域。大力扩展业务边界,通过多元化业务创收,是两面针面对牙膏行业竞争给出的解决方案。 不过这个解决方案最终没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也没能给两面针带来预期中的业绩增长。根据历年财报显示,两面针2007年参股的7家公司中有5家亏损;2008年参股的8家公司中有6家亏损;2009年参股的9家公司中有5家亏损。 多元化业务几乎全部阵亡,大力扩展业务边界最终没能为两面针开拓出新的安全区。 救命稻草难救命 多元化业务带来的亏损,导致主业被拖累,业绩一蹶不振,使得净利润被反噬,两面针彻底被拽入到深渊之中。 一组数据从侧面反映出了两面针的主业已经严重萎缩。根据AC尼尔森、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国内牙膏市场占有率前十名的品牌分别是黑人(20.6%)、云南白药(17.8%)、佳洁士(11.1%)、高露洁(9.8%)、冷酸灵(5.8%)、中华(5.6%)、舒客(4.8%)、纳爱斯(3.2%)、舒适达(2.6%)、六必治(1.4%)。而曾经的市场占有率超过17%的两面针,如今已不足1%。 在TOP10中,外资品牌占比49.70%,本土品牌占比33%,其他占比17.7%。外资品牌占了半壁江山。 虽然被排挤出主流市场,不过令两面针没有想到的是,此前原本是作为增量而布局的旅游牙膏市场,反倒成了一根救命稻草。 2000年前后,两面针开始拓展牙膏市场细分之下的旅游牙膏市场。与家用牙膏的坎坷不同,两面针在旅游牙膏上的发展可谓一帆风顺。从2000年到2002年,两面针旅游牙膏销量分别为7331万支、1.55亿支和2.39亿支。 到了2016年,两面针已发展成为锦江之星、如家、汉庭、和格林豪泰等连锁酒店的牙膏供应商,并且牢牢占据了锦江之星80%的份额、如家53%的份额、汉庭35%的份额、格林豪泰50%的份额,俨然是旅游牙膏市场中名副其实的霸主。 2017年,两面针总共卖出了15.4亿支牙膏。在这15.4亿支牙膏中,有15亿支为旅游牙膏,家用牙膏的销量仅为4000万支,只占了个零头。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两面针的旅游牙膏销量还在不断地增长。根据2019年三季度财报显示,两面针家用牙膏销量为668.83万支,旅游牙膏销量则为27.94亿支。然而尴尬的是,668.83万支家用牙膏的收入为3753.12万元,而近28亿只旅游牙膏的收入却只有2243.21万元。  如果按照这两组数据计算,那么两面针的家用牙膏平均每支售价为5.6元,而旅游牙膏平均每支售价仅8分钱。 8分钱一支的旅游牙膏,几乎已经成了两面针现在唯一的市场优势。虽然拥有接近50%的市场占有率,但稀薄的利润实在难以支撑两面针的增长,艰难求生的两面针也彻底沦为“低端牙膏”的代名词。 回归主业为时已晚 事实上,两面针在很早之前就意识到多元化这条路难以走通。兜兜转转,两面针决定悬崖勒马。 2013年,两面针重回牙膏主业,并希望在中高端市场重塑品牌形象。同年,两面针发布全新升级新品“两面针中药消痛系列牙膏”,最高售价为每支59.9元。 为了帮助新产品立足中高端市场,2014年和2015年,即便是在扣非净利润分别为-1.77亿元和-1.69亿元的前提下,两面针每年的广告费用依旧高达6000万元,可以说是不惜重金。相比之下,这项费用在2012年的时候还不足3000万元。 然而重金投放广告并没有为两面针换回相应的回报。2016年和2017年,两面针家用牙膏销量分别为4360万支和4053万支,同比下降分别为14.24%和7.06%。 多元化业务失败、主业也丢弃了,两面被扎的两面针还有戏吗? 一位对牙膏行业研究颇深的连锁日化店负责人表示不太看好两面针。他告诉「子弹财经」,如今的牙膏行业,黑人、佳洁士和云南白药抢占了大部分高端市场,中低端牙膏则被冷酸灵、中华占据,两面针的身影几乎见不到了。  “就拿和两面针类似的云南白药来说吧,云南白药的牙膏目前已经能够和国际品牌进行抗争了。消费者的需求在变化,市场的竞争环境也在变化,两面针跟不上形势,想要回归主业很难,”该负责人说,“如果两面针能真的把卖房地产公司和纸业公司所得的收益用在主业投入上,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实际上,两面针也在给上交所的回复函中表示,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利用这笔资金,发展日化、医药等核心主业。 需要指出的是,两面针的现状其实并不乐观:牙膏主业已离开主流市场太久,要想再度占领超市货架绝非易事;医药板块也缺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药品销售收入每年仅有亿元左右,最近几年甚至还止步不前。 重新复盘来看,如果当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两面针没有选择发展多元化业务,而是放手一搏,正面硬刚佳洁士和高露洁并形成差异化竞争,结局会不会全然不同? 可惜世间没有如果。
12-28 2019 华尔街日报:孟晚舟被抓时您悲伤吗?任正非:忘了 1 《华尔街日报》总编 Matt Murray:任先生,谢谢您!非常高兴今天能有机会接受邀请到华为看一看,并采访您。我们刚刚在您欧洲风格的园区还有俄罗斯风格的走廊转了转。所有建筑都非常宏伟。在当前的形势下,您是不是想借此传递关于华为实力,或者深受商界影响的中国在全球舞台所展现出的实力的一些信息?作为一位美国人,我在来到华为,看到这些宏伟的建筑以及您向我们展现的其他所有东西之后,很难不这么想。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想传递出一些什么信息? 任正非:首先感谢你们来采访我,你们可以尖锐提问,我会坦诚回答。 松山湖溪流背坡村基地建筑群和机加中心展厅建筑都是日本人设计的。我们每个产品线都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展厅,展厅一般设在地下一层,参观完以后到地面上来喝杯咖啡、开个小会;两个白色、黄色的大厅是为开大会用的。所以,这些艺术设计都是建筑师促成的,与我们的文化宣传没有关系。 我们正在上海青浦新修一个研发基地,大概有2600亩地,由5个西方著名的建筑师公司设计。他们参照芝加哥湖边建筑群景观设计,带有现代经典建筑气息,和上海十里洋场环境结合起来,容纳外国科学家在那里工作。所以,建筑本身与华为文化没有关系,与建筑师的欣赏与投标、中标有关。 Matt Murray:你们的员工在引导我们进展厅走过一个走廊时,说这是“川普走廊”,所以下面的走廊是不是承载什么特别的信息? 任正非:没有。但是它很美,是由150多个俄罗斯著名画家画的。因为他们国家受美国制裁,生活困难没有着落,由于经济困难而来为我们画画的。他们说“没有川普制裁,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画家为你们画画的”。他们休息喝咖啡的时候,戏称这条走廊叫“川普走廊”,说你们要感谢他,连克里姆林宫也没有这样漂亮的走廊。 Matt Murray:你觉得特朗普总统会到这里来看一看这个走廊吗?您没有想过他会亲自过来看一看吗? 任正非:非常欢迎他来。如果他在任期间不方便,可以退休以后过来,我们会很热烈地欢迎他。退休后的卡特总统在多年前就曾经来过我们公司。我们欢迎美国的总统、议员、高官、记者……,有机会来华为访问,我们会很热情接待,毕竟美国是伟大的创新型国家。   2 Matt Murray:现在,我们来聊聊美国。其实从很久之前,在特朗普总统上任前,奥巴马总统在任期间,也就是说在特朗普和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华为和美国之间就存在问题。您觉得美国政府和华为之间长期存在对抗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美国政府和我们没有根源上的对抗。我们公司一直是比较崇拜美国的,大量学习美国文化与管理。从华为创业开始,“不眠的硅谷”这种美国精神就铭刻在全体员工心里,我们一直努力在向美国学习。硅谷有很多公司在车库里创业,我们那时候没有车库,就在城中村农民房里创业,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美国公司走过的历史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过去二十多年,先后有几十个美国的咨询公司给我们提供了管理咨询。这些顾问公司都十分清楚我们的组织结构与流程,流淌的都是美式文化;我们的财务审计十几年来都是KPMG,如果想了解华为的财务状况,只要在KPMG看十多年的底稿,就可以知晓华为真实的财务状况。 因为三十年来我们都是困难重重的,习惯了困难,所以我们没有感到奥巴马时代带给我们多大困难,特朗普时代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激励,逼迫我们不能惰怠,为了生存下来就要努力“划船”。大家如此努力地“划船”,把今年的销售收入划多了,利润也划高了。如果今年年底公布的利润高了,我会很担忧世界怎么看我们。华为被打压,怎么利润还高了?其实就是因为全体员工更加努力了。因此,我没有感到和美国之间有多大冲突。   3 Matt Murray:既然是这样,您又怎样解释美国现在对华为展现出的敌意?考虑到美国政府现在对华为的态度,您觉得华为在历史上有哪些事情是应该做而没有做的呢? 任正非:我认为,主要还是美国对我们缺乏了解。美国公司也是从小变大的,在我们后面成立的公司有亚马逊、谷歌、Facebook……,它们现在的发展比我们还厉害。我们还跟在他们的后面。我们比较保守一点,成长时间比它们长。 总而言之,美国公司走的道路是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兼容的高水平道路,在产品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时,已经构建了一个世界级、全球化的商业计划。而我们公司因为眼界低,从山沟沟里出来的,没有见过世面,都是从技术创新开始做,研发人员都自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等产品出来才想到做商业模式,发展速度相比美国公司就慢一些。至今为止,我们公司还是没有商业领袖,还只是在技术创新,经常是产品做出来一、两年了,还不知道怎么卖。现在我们学习得还不够,都是先想着怎么做产品,做出来才会想怎么卖。   4 Matt Murray:现在华为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您们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另外,华为在5G领域已经取得了领先地位。在您看来,是不是华为的成功让美国感受到了威胁? 任正非:我认为,美国不会因为这个问题感到对它有威胁,因为美国科技创新的能力非常强。你们可以去华为心声社区看一看,昨天我们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美国这一百年来到底有多少发明,讲美国多么伟大。美国有极好的创新机制,不会因为某项技术短时间落后一点就感到压力。我也看到罗斯部长在印度讲话中提到“美国用三年时间就可以领先和超越华为”,我相信完全有可能。 美国在5G上有判断失误的问题。美国选择6G,认为6G带宽更宽、意义更大,美国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很好。它选择了毫米波的高频段,它认为5G时代不会这么快到来,6G覆盖距离短的理论与技术问题还有时间突破,没有想到5G十年就做出来了。华为选择的中频段,也有赌博成份。当时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走中频段,都选高频段,因为他们认为5G不会那么快投产,没想到十年时间,5G从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会发展成一个产业。他们认为世界的发展会缓慢一点,6G还会有机会突破。如果能解决覆盖发射距离的理论发现和技术创新问题,6G肯定是最好的,但是现在理论发明还没有,技术创造还没有突破(相控传送体积大),所以6G只能做到很宽的带宽,传输距离非常短,还没有达到实用化的时候,5G已经开始在世界普及。 所以,不是美国真正输给华为,而是选择时押错宝了,我们押的是厘米波,他押的是毫米波。从这点来说,如果美国转过来追赶,我们相信它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因为华为短时间领先就要打我们一棒。   5 《华尔街日报》记者Dan Strumpf:我的问题和美国与华为之间的长期合作与对抗有关。在今年的采访中,您多次提到可以把华为的5G技术许可给一家西方公司,更具体地说,是一家美国公司。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进展?有没有美国公司表现出这方面的兴趣?华为有没有聘请投资银行或者其他中介机构帮忙出售这项技术?您认为5G技术许可这件事情将如何发展? 任正非:首先,我们是真心诚意地许可给美国公司,而不是玩什么花招。为什么我们希望美国公司强大起来?因为这样世界可以构筑三角平衡,如果美国缺失5G技术,我们可能长期有麻烦,欧洲也会麻烦。因此,我们是真心诚意许可,并且许可是全面的,它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不会有所保留。许可以后,我们可以并肩前进,相信我们还是可以跑得快的。这是我们的动机和目的。 第二,美国不能跃过5G去走6G,通信行业每一步都要走,跨越式地跳过这步以后,后面的路可能会有很大问题。如果从头再做起来,需要漫长的时间。美国最多的是钱,我们最大问题是没钱,美国给了我们钱获得我们的许可,我们可以在5G及新技术上更大开发、更快前进。美国有了基础以后,可以发展更快,因为美国有庞大的科学技术基础。开展和平发展与竞争。 目前还没有任何美国公司与我们接触,如果有了需求,我们才会找投资银行帮助我们做交易。 Matt Murray:美国公司或者中介机构可以给你们打电话? 任正非:是的,但是没有啊。是不是他们也害怕?害怕与我们接触有嫌疑。 Dan Strumpf:您觉得为什么目前没有一家公司对此表现出兴趣呢?华为被公认为是5G方面最先进的公司。美国公司至少应该对这项交易表示感兴趣,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跟华为接触?  任正非:我也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不接触。可能是担心有政治上的嫌疑,跟华为接触后被怀疑。或者是他们不想做这个市场,不一定有这个需求。我们也不能主动去联系,美国实体清单禁止我们与美国企业接触。   Matt Murray:在华为发展历程中面临了很多关于盗窃的指控,其中包括思科和CNEX等大公司以及个人的指控。您可能也知道,今年《华尔街日报》有过一篇这方面的报道。为什么这样的指控一直存在?华为有没有解决或者曾经解决过在技术窃取方面面临的挑战? 任正非:指控不一定就是事实,特朗普遭受的指控比我们还多。我们从来都是尊重第三方知识产权,美国有很多大公司每年都给我们交非常多的知识产权费,但我们交给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费更多。我们这么多年累计收了14亿美元的专利费,付出了60多亿美元左右的知识产权费。而且,华为的科研经费每年投入150-200亿美元左右,研发人员将近八、九万人,领先世界不可能靠偷来的。好人也会蒙受指责,我们还是相信美国法庭的判决。   7 《华尔街日报》记者Eva Dou:前一段时间去过您的老家贵州,想了解一下您小时候的背景和成长的历史。我父母是山东济南人,在济南趵突泉附近。 任正非: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很闭塞,对我的成长没有多大影响,就是顽皮一些,让天性没有受到压抑。我不可能在那种闭塞的环境里产生对我后半生多大影响的抱负。我到大学后才有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也对我的人生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家庭政治条件不好,不会有大的前途,不悲观就不错了。 70年代末我的部队在济南,当年在济南郊区窑头,山东师范学院上去一点,我们算半个老乡。 Eva Dou:那个年代大家都是部队的,我家那个年代也有很多参加部队的,看您之前写的一些研究报道,看到济南这个字,1979年到1984年在济南00229部队,能否介绍一下那一段做的工作?正式的简历不太清楚前期的经历,1944年出生,一直跳来跳去,很多年不知道在哪里。 任正非:在辽阳化纤厂建设结束以后,国家决定搞十大工程。我们奉命调去建设仪征化纤厂,但是在队伍调遣过程中工程下马了,我们就停留在济南了。据说是中央有人批评这是十大洋跃进工程,因政治原因下马了。当时,我就留在济南机关,做了一个二十多人建筑研究所的副所长,研究建筑机械等东西。 Eva Dou:好像主要研究压力天平? 任正非:我在辽阳用数学方法推导了一个仪器,用于化工自动控制系统。后来我在这个研究所允许我继续做延伸的研究实验,因为我那时是名人了,是英雄标杆,所以可以做一些与本部队无关的研究。但是不成功。因为我那时年轻气盛,受到国家的重大表扬后,就不知天高地厚,提出了更高的难以实现的目标,又想梦想一定要达到,日夜加班。后来几年的研究都不成功,正好遇到大裁军,我被集体裁掉了,项目结束了,人也离开了,那五年实际上做了很多没用的事情。那时山东大学的计算机内存只有16K,怎么也算不出方程和实际的东西,最后不了了之。这段青春应该是虚度了。 Eva Dou:那时我老爸也在山东大学读书。 任正非:我们很近,我们在山东师范学院往上一点,就是我的驻地窑头,我小孩读的小学就是马家沟小学。 Eva Dou:你最开始工作是不是在贵州011基地?你在那边主要做什么工作? 任正非:是的,在011工地,在那儿参加承建的建筑公司工作,做厂房建筑。 Eva Dou:您不是工程师吗? 任正非:那时我连技术员都不是。那时大学生是“臭老九”,要被改造,接受工人农民再教育。我曾当了两年炊事员,后来当了几年工人,74年才调到东北;在部队过了一段时间才当了技术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当上工程师。 Eva Dou:贵州离越南非常近,那时美国在越南打仗,贵州那个年代部队不是也在开始建军队的通信设备吗?有参加吗? 任正非:那时我与通信没有关系,纯粹是普通的建筑工人,与今天的农民工差不多;到了东北部队以后,我与通信也没有关系,在东北从事辽阳化纤总厂自动控制系统工程建设,是模拟的控制系统,就是使用比例、积分、微分方式控制的系统管理,和现在的通信计算机无关。自动控制是我在当炊事员和工人的时候开始自学的,到东北因为没人比我懂,这“半坛子水”得到使用。我到深圳创业后,才开始接触通信行业的。   8 Matt Murray:您刚才提到浪费了五年时间,也从事过不同的工作。后来是如何创立华为的?您是如何找到投资者并在您之前的基础上支持您创立这家公司的? 任正非:大裁军以后,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弃儿。因为国家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模式,我们并不知道转折意味着什么,就到深圳来了。对市场什么都不懂。我们到了深圳,每月工资200多元,当时团职干部200多元挺荣耀的,但一看打工妹都有500多元了。我们就要求国家把转业费发给我们,不要保留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了。国家给发了1800多元转业费,我们夫妻总共领了3000多元。后来我到国有企业工作,也是什么都不明白,没有经营好,做错了事,最后只能离开这家国有企业。 当时,要么出国,要么在国内干,我们家里人不想出国,就留下了。刚好深圳市在1987年出了一个文件,87(18)文,允许个人创办民营科技企业,我们就冒险做了民营科技这行。当时注册公司需要2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五个股东,我就找了另五个人集资2万1千元,实际还是我一个人开始干。后来,那五个人要求退出公司,就跟我们打官司,退了很多钱拿走。这个公司变成我一个人的,我有权力把股份分给大家,就形成今天员工持股的模式。 当年如果不分股份给大家,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小公司,干一干就散了,重新又去干一个行业。怎么知道我不会去搞房地产呢?我最应该的是去搞房地产,不应该搞通信,这么傻,又苦又累又不赚钱。那五个人退股的法庭判决书还在档案室,你们可以去看看原始的档案。 Dan Strumpf:您是怎么认识帮助您创立华为的五个投资人的?我们在华为股权室看到他们五个人的名字,发现他们的背景是非常多样化的。您是怎么认识他们的?是您的朋友还是军队的熟人? 任正非:过去不认识,来深圳以后才认识的。创立公司时,对公司拥有股权、拥有未来还完全没有想象,就是为了凑够这么多人、筹够这么多钱,他们没有在公司上过一天班。如果我们关系很好,就不会分家,他们也会到公司来上班。 华为公司前十几年完全是风雨飘摇,就如蜡烛火一样摇摇晃晃快要熄灭的那种感觉,天天处在危机和生存挣扎状态,大多数人都是没有信心的。我没有退路,没有信心也要有信心。还有一些傻傻的人跟着我们,相信我给他们讲的话,以为真能够实现。大家都相信,抱成一团,果然实现了。今天很多人很有钱,不是投机,而是太傻了跟着跑,没有离开。   9 Dan Strumpf:顺着时间轴往后,1992年您曾经访问美国。此行从纽约开始,在访问硅谷公司后结束了您的这次行程。那次美国之行您学到了什么?当时为什么要去美国?是谁组织了那次行程?今天的美国和您当时看到的美国是否已经有所不同? 任正非:那次是美国波士顿一家卖电源模块的CP公司邀请我们去考察,因为我们要买它的电源模块。我们很好奇,想看一看美国,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美国是什么样。我们以为美国是高消费,所以带了很多美元现金,那时中国还没有信用卡。后来我们发现美国什么东西都便宜,很长时间都不理解,才觉得现金带着是负担。最初一起去的有一个人吵着要管钱,就把钱大部分给他了,结果后来他嫌钱装在口袋太重,求大家花他的钱。所以对美国的第一个印象是,美国的东西怎么会这么便宜。 当时我们乘坐灰狗巴士走天下,巴士怎么会这么漂亮?我们坐着灰狗巴士在高速公路飞驰的时候,觉得中国永远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车了,中国永远不会发展到像有灰狗巴士这种状况。我们坐火车到了硅谷,也不知道硅谷在哪儿,问别人,没有一个人知道硅谷为何物,因为“硅谷”是中国人喊的,外国人不知道。结果莫名其妙下了车,问一个出租车司机,刚好是圣塔克拉拉,就是“硅谷”。到了硅谷,我们找不到地方可参观,也找不到人,好不容易认识一个人钟培峰,想办法去交流参观一下,因为我们还要买一些器件。 我们看到美国的先进、美国的伟大,很震惊。美国公司到底有多大?不知道。我们曾租了一个出租车,穿过IBM做存储器的一个厂,给出租车司机讲“绝对不能转弯,一定要直走,打表,看里程多少”,走了直径是6公里后,司机迷路了,才兜出来。我们感慨美国的工厂这么大,感慨至今。今天我们仍然是这样崇拜美国,没有改变。不因为美国打我们,就不爱美国了,这是两回事。   10 Matt Murray:您可能也知道,《华尔街日报》今年早些时候发布了一篇报道,称华为在非洲有个项目是帮助几个非洲国家的政府监视政治对手。该项目是智慧城市项目的一部分。您如何评价这一项目?这个项目是否还在进行?报道出来之后,当地政府作何回应? 任正非:首先,这不是事实,《华尔街日报》要承担责任。我们已经给你们出了律师函。《华尔街日报》是一家伟大的报纸,你们要反思,你们的信息来源是否真实?没有这回事,因此当地也没有什么反应。   11 Eva Dou:我知道您一直喜欢欧洲的文化。 任正非:不是,我最喜欢美国的文化,很奔放、很创新,我是一个不安份的人,喜欢美国年轻人的疯狂,他们的好大喜功,我太太说我,你们是一丘之貉。欧洲保守一点,舒服了一点,我家人非常喜欢欧洲,我太太今天还在米兰。 Eva Dou:您知道HBO有一个关于电信行业的电视剧吗? 任正非:不知道。 Eva Dou:您可以看一下,这是关于电信行业的电视剧,讲的是关于西班牙国王和美国Calvin Coolidge的第一次跨洋通话,也是西班牙政府支持的,原因也是监控。那时西班牙政府也想监控很多他们的敌人,就支持了这个公司。历史上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想支持一个电信行业,不就是因为监控吗?中国难道不也一样吗?华为公司在这种历史和政治环境下怎么运营? 任正非:汽车制造厂把汽车卖给了用户,车里装什么货物是司机说了算,汽车厂并不知道装什么货物。我们就像汽车制造厂一样,卖给电信运营商是裸设备,网络是由电信运营商管理,我们并不管理这个设备,根本不知道电信运营商是如何运作的。电信运营商做的是管道,疏通信息流,我们做的是管道外面的铁皮,铁皮能知道什么呢?   12 Matt Murray:我知道这是敏感事件,但华为已经成为了一家拥有十几万员工的大型全球化公司。您有信心说在全球各地的华为员工都没有参与到我们所报道的活动当中吗? 任正非:我们有内外合规的监管系统,有道德遵从委员会,在管住员工要符合公司对商业行为的要求。我们不允许违规的事情发生,如果谁有这样的事情,他会受到严处。   13 《华尔街日报》亚洲商业编辑Neil Western:您刚才说华为是卖铁皮的,事实可能不仅如此。因为华为在网络安全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且过去几年在这方面的投资仍在不断增加。特别是“斯诺登事件”之后,大家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华为的设备进行窃听。从您的角度来看,威胁来自哪里?华为应如何预防这些威胁? 任正非:如果我们在网络安全设计上不投入力量,运营商可能就不会购买我们的设备,很多国家会禁止我们进入市场;如果我们不遵守GDPR,就不能进入欧洲。所以,网络安全、用户隐私保护都成为商品中很重要的一环。就像汽车一样,所有汽车都是四个轮子,名牌汽车比普通汽车贵一点,就是因为它在安全保护上投入更大,给人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如果我们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一是我们不可能销售,二是不可能卖好一些的价格,因此我们必须满足客户这方面要求。网络是掌握在运营商手里的,运营商是受主权国家控制的,我们只是一个卖“卡车”的公司。   Dan Strumpf:Matt刚才也提到,华为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有着十几万员工、业务遍及全球的公司。面向未来,华为在管理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未来您真正退出华为舞台后,您希望华为成为一家怎样的公司? 任正非:华为公司三十年来从小公司走向大公司,走的是中央集权管理的道路。这样的做法会使机关总部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官僚主义,那么公司迟早会由于不堪重负而垮掉。我们阿根廷会议叫“合同在代表处审结的试点会议”,改革的要点就是把决策权力交到最前方,逐渐让前方的人员职级、能力都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如果前端确实有很多能担负起责任的高级干部,那么往公司后端的流程就可以大幅度缩短,机关就不需要这么多干部。机关就会精简,减少官僚主义,减轻供养负担。为在代表处完成合同审结这样的改革,我们计划用五年或更长的时间来改变。机关会变小,办公室里没有那么多高级干部,多数是一些职员。这样把顶上重重的帽子卸下来,华为公司的管理倒转180度,就会获得新生。 这是向美国学习的。美国军队就是这样,到五角大楼的人可能没有前途了,到前线的升官很快。我们也要走这条道路,否则谁愿意到艰苦地区去奋斗? Matt Murray:您希望未来华为的员工都不待在深圳? 任正非:是,现在非洲工作的员工虽然价值创造没有广州的员工大,但是他们的工资待遇是广州员工的数倍。   Matt Murray:像华为这样的公司,要找一个能替代创始人的人难度有多大?您提到跟美国公司类比,许多美国公司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不知道华为怎么样? 任正非:有些美国公司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把命运系在一个人身上。他的安全关系股市价值,他们走哪里,认为不能坐民航机,因为民航机不安全;还要带保镖,因为他的“脑袋”就是华尔街的钱,“脑袋”没有了,华尔街就垮了。 在我们公司,我实际是一个傀儡,我在与不在对公司没有那么大影响。当年我们向IBM学习管理变革时,IBM顾问跟我讲“管理变革最终就是把你“杀”掉,让你没有权力,你有没有这个决心?”我说我们有。十几年内,IBM数百位专家在这里帮助我们变革,华为今天走成这样,IBM给我们奠定了很重要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基础。 权力到哪里去了?按流程配置了,反而基层干部权力很大。比如,服务员权力大,说“要瓶可乐”,他们就可以拿瓶可乐来;我要瓶可乐,没有流程支撑,只得自己掏钱。所以,我们向西方学习变革中最成功的一条是我虚位了,下面有各种组织,他们都被赋予了不同权力在循环着,谁都会挑起公司发展的担子来。我们现在把权力的改革倒过来,让基层更有权力,如果这点稳定下来,后继者无法重新改回中央集权。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会比较稳定。   16 《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社长郑子扬:您刚才提到华为结构的调整,阿根廷会议应该是重要的一环。您在听说女儿被捕后,还是决定去阿根廷参加会议。这个会议对华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在您女儿刚刚被逮捕的时候,您还是决定完成工作去参加会议,这似乎显得有些无情。 任正非:阿根廷是经济困难的国家,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拉美地区部前任总裁已经开始对阿根廷代表处试点改革,他调回机关,换一个人接替时,我们没有更换改革试点。改革的名称叫“合同在代表处审结”,以前合同的关闭是由公司机关来决定的,现在授予代表处决策权、分配权,他们焕发了积极性。在前所未有的困难的外部环境中,这个代表处做出了很大成绩,证明试点改革是成功的。现在我们公司有二十多个代表处正在向他们学习推行改革,预计明年代表处会有一定规模化的铺开改革。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人员会大规模减少,为了避免大规模裁员,我前几天签发了一个文件,在战略预备队预设了1万个编制、10亿美元预算,被精简的人员不是辞职走人,而是回到战略预备队来,经过学习、考试合格以后,有机会再往前派,再从事新项目,以此保证公司平稳的改革过渡,避免过度裁员。   17 Neil Western:你们为什么把会议地点选在离G20峰会如此近的地方? 任正非:这与G20峰会毫无关系,那个时候也订不上房。是在他们开完会走了以后我们再开的,是因为选择天气好的时候,错后了一些时间,在一偏避的风景区,一个叫“小小酒店”的高级酒店。 Neil Western:那时候您女儿刚刚在温哥华被捕,那次的行程对您自己个人也是有风险的,当时您是怎么考虑的? 任正非:肯定会有风险,如果我都怕风险,其他人怕不怕呢?还是要前进的,我从迪拜转机过去,迪拜还是很开放的。 Dan Strumpf:您当时和女儿联系了吗?阿根廷会议对您来说非常重要,您非去不可,但在会议之前几天您的女儿,也是华为的CFO,在加拿大被捕了。您当时有哪些想法?您觉得痛苦、悲伤吗?有没有联系孟晚舟? 任正非:忘了。当时我只想把会开好,好像没有其他想法。 Eva Dou:我们来聊聊孟晚舟的名字。您生日那天,她给您写了一封信,署名是“猪儿”。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任正非:因为她小时候很贪吃,长得胖乎乎的,像小猪一样,从小就叫她“猪”。我的小女儿因为喜欢毛茸茸的玩具猪,把自己称为“猪”,把我们叫做“猪爸”、“猪妈”。两个小孩都叫“猪”,以前我没有联想过,最近一想,怎么两个小孩都是“猪”呢?也是巧合。   18 Neil Western:在过去一年,华为的问题跟中美贸易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过去一年,您有没有和习近平主席或者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刘鹤沟通,讨论怎么解决华为和美国的问题? 任正非:中美贸易谈判与华为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华为在美国没有销售,关税加到1000%与我们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也不会关心中美贸易谈判怎么样。 Eva Dou:华为只是一个筹码。 任正非:是它抓错了筹码。我们不会做筹码,因为我们没有美国也能生存下来。   19 Matt Murray:我可以作证,因为我亲耳听到中国政府在讨论美国贸易谈判时,表示支持华为,还问了我和其他记者,为什么美国要给华为这么大压力,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中国政府说这对华为不公平,他们的确表示支持华为。 任正非: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我们不需要美国撤销实体清单,实体清单永远保留好了,没有美国也可以生存很好。但是我们仍然会拥抱全球化的,美国公司供应器件,我们欢迎;如果没有供应,我们也能生存下来。 Matt Murray:华为过去一年业务发展很好,而且一年以来,华为一直在跟美国的供应链进行脱钩。您现在也在说华为在可见的未来不需要美国。是不是说无论中美贸易谈判得怎么样,就算美国又对华为开放了,华为都不会和美国合作继续往前走? 任正非:我们不会脱离全球化,会坚定不移拥抱全球化。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理想,如果美国不给我们提供这种条件,我们自己生存也没有问题。我们在5G基站、传送、接入、核心网已经可以没有美国零件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版本是可以有美国零件的。   20 Eva Dou:问一个历史问题。这些年欧美很多客户怀疑华为有没有政府背景或者政府投资。请问90年代华为曾有个子公司莫贝克,是各个省市的电信局投资的。过了几年华为业务好起来了就把他们踢出去了。之后一直就没有投资机构在华为。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个年代设有莫贝克,之后就关闭了? 任正非:第一,莫贝克是一个电源公司,电源在我们公司是一个边缘化产品。第二,1992年开始,中国在金融上严格控制。为什么?80年代末期金融泡沫,中国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中央在1993年严格刹车,禁止银行贷款,贷款无论是否到期都要强制收回去。在那个时代,我们想把电源单独做卖掉挣点钱,也没有那么多钱发展。我们就找电信局三产公司来投资,第三产业也叫劳动服务公司,是一种集体所有制的公司,它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怪胎”,国有企业一些多余的人没地方去,就搞到劳动服务公司去,他们也需要一些机会。我们与他们集资把电源业务做大了,大概几年以后以7.5亿美元卖给了美国的艾默生公司,大家把钱分了,公司就散伙了。大家说还要继续干,我说我挑不起这个担子来,就散了。 21 Matt Murray:任先生,您在职业生涯中看到了很多的变化,现在5G部署也正在加快进行。展望一下未来十年的技术发展,5G之后还有什么?还有哪些技术会带来更具革命性的变化? 任正非:严格来说,不要说十年,三年以后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我都想象不到。在几年前,我们能想象得到手机可以上网吗?乔布斯一个人就改变了这个世界。互联网真正发达起来,应该是因为手机无线上网。5G以后,最大的机会窗应该是人工智能,未来社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是不可想象的。你们参观了我们的生产线,只是用了很少部分的人工智能,在少量环节使用了人工智能,已经很少看到人了。再进一步,人会更少。 现在我们的生产系统引进了很多数学家、博士,工艺与质量管理,计划调度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所以,生产一系列活动都是24小时全排好的,机器人排队把指定物料在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连续生产已经有一定转变,十年以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转变,还不是搞得很清楚。 目前在生产过程中最大的人工智能运用是芯片的生产,规模和水平还在美国。如果其他工业也像芯片的生产方式,生产效率会大幅度提高。若果能人工智能方式生产的产业,会回归西方;不能人工智能方式生产的企业会寻找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所以,要适应未来新的社会,每个国家最大问题是提高教育水平。 Matt Murray:听您的逻辑是如果不提高教育水平,工人会被AI代替? 任正非:对,有高技能文化的人才能驾驭。 Matt Murray:非常感谢您今天给这么多时间回答这么多的问题,感谢整个华为团队对我们的招待,我还想表扬一下口译员,今天写了太多字,手下来一定会抽筋。非常感谢你们接待我们。 任正非:欢迎你们明年这个时候再来,看看我们的身体是否健康,也可以随时来。
12-27 2019 华为的“备胎”,成了? 尽管禁令又被延迟了,微软也恢复了对华为的授权,但是 GoogleMobile Service(简称 GMS)的恢复仍遥遥无期。   今年 5 月,Google 在“实体清单”事件的影响下,暂停向华为手机提供 GMS 服务。受此限制,华为在海外市场出售的手机,在原厂设定下将不能使用 Gmail、YouTube、Google Pay、导航等服务。 GMS 的缺失,对于海外市场是存在着明显影响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销量。   眼见恢复无望,华为选择了上马备胎计划,也就是 HMS。   HMS,进展如何? HMS 比我们预期的进展要快,至少是和鸿蒙 OS 比起来。   据经济时报报道,HMS 正在积极推进中。华为表示,华为正在与印度开发商合作,开发可替代其手机上的 GMS 应用和服务。此外,子品牌荣耀正在与印度150个顶级应用进行谈判,使其在其 HMS 或华为媒体服务中使用。   华为表示,目前导航,支付,游戏和通知推送将很快准备就绪,原报道中是“年底前部署”,但随后被修正,看来速度并不如预期乐观。   华为公司印度消费者业务负责人 Charles Peng 透露,HMS 将支持无法访问 GMS的智能手机。 “消费者不会发现 GMS 和 HMS 之间有什么区别,” 他补充说,印度开发商基地将为印度以及欧洲等地区提供帮助,在每个国家/地区,华为希望能通过 HMS 提供排名 100~150 名的应用,包括 Facebook、Whatsapp 等。 华为还表示,目前在全球拥有约100万 HMS 注册开发人员,华为还将提供 10 亿美元的全球基金,提供最高可达 17000 美元的激励。   在国内,HMS 在国内已经开始了众测,内容分为两项:华为移动服务和 HMS Core Test,提供华为账号、应用内支付、消息通知、钱包等服务等功能。 目前,华为开发者官网也把“HMS Core”放在了首页的显眼位置,也提供了一个小型应用市场模型,该应用市场包括 Game、Fido&Safety、Purchase、Identity、Scan、Nearby、ML 等应用。 消息显示,除了 Mate 30、nova 6、荣耀 V30 等受“实体清单”禁令影响无法预装 GMS 的手机,其它更早型号的华为手机同样可以成功部署 HMS 服务,甚至,HMS 和谷歌 GMS 可以在系统内共存。   HMS 能提供基础的底层能力,比如支付入口(不通过 Google Pay),导航能力,游戏中心等等。但“感受不到差别”多少有些太乐观了。比如在海外,一些核心 Google 应用还是无法使用。 不过 HMS 的进展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底层架构搭建好后,可以给华为自家和第三方应用提供接入的空间,至少在平台上,已经初步做好了准备。 几天之前,华为证实明年第一季度发售的 P40 和 P40 Pro 智能手机将预装华为移动服务(Huawei Mobile Services)而不是 Google Mobile Services (GMS)。 不管是华为认为禁令的影响会持续,还是认为 HMS 已做好了准备,总之,GMS 短期内不会在华为手机上回归。华为对于明年的销量目标并没有下调,如果想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势必要有替代方案。相比较开源的 AOSP(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GMS 的缺失,是更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取代,而是重建? GMS 是 Google 给 Android 注入的“细胞核”,重要性不言而喻,Google 搜索、地图、支付、YouTube 等应用,都依赖 GMS 的底层能力,这也是 Google 通过开源Android 盈利的入口,谷歌不“垄断”Android,但通过 GMS,实现了实质性的生态构建。 HMS 目前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就拿应用数量来说,HMS 目前只有 45000 个使用 HMS 内核的应用,而 Google Play 有超过 300 万个。 好消息是,Google 的服务在全球并不是横扫一切的。 俄罗斯有 Yandex,韩国有 Naver,一些其他人口大国(比如印度),也有发展出自己应用的潜力,如果华为能和这些应用达成合作,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失去 GMS 的影响。 12 月 3 日,华为心声社区公布了任正非近日接受 CNN 采访的全文。任正非表示,如果美国明确谷歌GMS 生态系统不给华为使用,那华为自己的系统也是会投入使用的,任正非表示华为有能力在2~3年内完成世界生态系统的整合。 另外,凭借着中国大陆,这一庞大市场的哺育,HMS 能取得一定规模的启动成果,华为也有机会持续迭代,但是在出海过程中能否得到验证还要看具体的效果,比如,能获得多少有实力的伙伴的支持。 有趣的是,华为在印度公布的合作中,我们看到了 OPPO 的身影,除了和华为合作外,OPPO 计划在 2020 年拨款 1.43 亿美元,以支持包括印度在内的全球开发商,共同开发“新的智能服务生态系统”。有这样野心的,显然不止华为一家。 Google 的应用是 GMS 的核心,这不是华为能搞定的。与其说 HMS 是要替代 GMS,倒不如说华为是想重构自己一套完整的生态,依托于 AOSP,但又独立于 Google。 这仍是一条漫长的路,且不是必不可走的,万一哪天合作恢复了,也不要惊讶。
12-26 2019 “PPT造车始祖”工厂终停摆,当地政府忙接盘 在工厂开工建设一年半之后,被业内嗤之为“PPT造车始祖”的游侠汽车仍没有正式推出首款量产车型,而曾对其寄予厚望的吴兴区政府开始想办法处理这块“烫手山芋”。 12月20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政府官网信息显示,近日召开的吴兴区第35次常务会议指出:“由区城投集团收购游侠汽车产业项目土地及处置在建工程的方案,有利于盘活土地资源、化解项目风险、降低处置成本,总体可行。” “区城投集团”指的是湖州吴兴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启信宝信息显示,该公司由湖州市吴兴区国有资本监督管理服务中心100%控股。也就是说,湖州市政府打算接盘处在发展困境中的游侠汽车。 上述会议对收购方案提出两点要求:一要依法依规操作,加快土地收购、资产过户等手续;二要加快资产后续利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不过,此次会议只是原则上同意吴兴区城投集团提出的收购方案,最终能否实施、何时实施以及作价多少等诸多问题还不得而知。 “工厂这个事情不方便公开。”12月23日,吴兴区发改委工作人员向经济观察网记者回应称。与此同时,记者拨打吴兴区城投集团企业工商登记电话、以及游侠汽车官网服务电话多次,但均未能接通。但早在今年10月15日,湖州市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游侠汽车项目已经不提及,涉及的土地可能会调整用于发展其他项目。 游侠汽车始创于2014年,其被称之为PPT造车始祖,在汽车行业中名声非常差。其依靠在发布会上展出一台“几乎改装自特斯拉”的模型车而被行业所不齿。 但令人意外的是,尽管么有任何实际的技术和产品,但仍然获得了投资。 2015年下旬,西拓工业的卫俊接盘了游侠汽车,卫俊的另一个身份身份是西拓工业集团董事长。 而游侠汽车与湖州市吴兴区结缘于2017年。2017年4月4日,双方签署合作协议,计划在吴兴区建设游侠汽车(湖州)超级工厂项目,在2017年内开工建设,2019年量产上市车型,总产能20万台。 在签约仪式上,湖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钱三雄称游侠汽车项目的落地,让湖州实现“汽车梦”更近了一步。不过,游侠汽车的后续进展让这场梦更加遥远。 根据游侠汽车官网信息,2017年10月份,游侠工厂启动建设自动化产线设计完成。2018年4月4日,游侠电动汽车零部件项目开工。但直到今天,游侠汽车也没有对外发布量产车型,也因此引发外界质疑。 游侠汽车并不是新造车企业发展受阻的个案,受资质、资金、技术、经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几年多达数百家的新造车企业中,大多已经没有了声音,或者陷入破产危机,即使是已经处于头部的蔚来、威马和小鹏,也在精打细算地过冬。 受挫的不仅仅是新造车企业,还有积极引入新能源汽车项目的各地政府。浙江省自2015年至2017年上半年新能源整车规划投资额超过千亿元,在全国位列前三,而其中的湖州市造车热情更加凸显。 从2015年开始,湖州市引入了多个百亿级新能源汽车项目,除了游侠汽车项目之外,颇具知名度的乐视超级汽车生态体验园项目、湖州新能源动力车产业园项目投资规模都在百亿元以上,但这三家项目目前都没有了下文。 业内认为,在多个百亿级项目打水漂之际,吴兴区政府已经在积极处理烂尾工程。从2017年开始,乐视汽车湖州基地传出了多个接盘者,包括娃哈哈汽车、吉利、一汽-大众、珠海银隆等,至今仍没有确切消息。 此外,今年10月份,蔚来汽车被曝与湖州市吴兴区政府洽谈一笔超50亿元的融资合作,并有一个20万年产能的工厂落户。由于这个产能数字与游侠汽车一致,有业内人士猜测这个工厂可能与游侠汽车工厂有关联。不过,有媒体报道称,吴兴区政府经过评估,认为投资风险过大,目前已经停止了继续洽谈。 “吴兴区政府没有找到适合的接盘者,自己果断出手解决这个‘烂尾’工程。这类项目拖延下去只会带来更多损失和压力。”一位汽车行业资深分析师向经济观察网记者表示,类似的项目在全国各地不少,吴兴区政府的做法为其它地方政府提供了样本。 根据经济观察网的梳理,除了浙江省多个百亿级项目流产之外,江西省在2015年至2017年上半年间引进的18项新能源汽车投资计划中个,有7项完全没有任何开工消息,而已经开工的11个项目中,半数以上没有按期完工。而这两个省份的现状,也仅仅是全国造车热退潮的冰山一角。 吴兴区人民政府第35次常务会议还强调,“要举一反三,严格后续项目合作准入”,颇有些“吃一堑,长一智”的意味。不过,在新一轮风口——氢燃料汽车造车热到来之时,湖州市又一个百亿级投资项目——浙江氢谷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在今年3月25日开工建设。 对湖州市来说,这一次,是峰回路转,还是重蹈覆辙?
12-25 2019 顺风车北京上线:滴滴已撑不起600亿美元估值? 历经449天之后,北京滴滴顺风车终于重新上线。 12月23日,滴滴顺风车归来首日,投资界记者体验了一把久违的顺风车叫车。当日下班后,记者从5点40分左右开始预约滴滴顺风车,起点是朝阳区国航世纪大厦,终点是西坝河中里社区。 从价格来看,这一趟行程顺风车只需12.5元,相比快车的18元来说确实便宜不少。不过之前,滴滴新推出的拼车只需要9.2元。显然,顺风车在价格上的优势已不太明显。 滴滴顺风车平台显示,顺路的车主大概6个左右,顺路程度在90%到60%之间。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等待后,依然没有车主接单,最后不得不放弃了乘坐顺风车的打算。 上线顺风车背后,是滴滴对于收窄亏损的迫切需要,毕竟股东已经等得太久了。据格隆汇报道,今年10月曾有滴滴的一部分股东开始寻求把自己手中的股权变现,其中有两位中国和美国的滴滴原始股东拟出售股份,分别按400亿美元和430亿美元的估值叫价。 你叫到了滴滴顺风车吗?首日体验:等了一个多小时无人接单 12月23日9:00,久违的滴滴顺风车业务终于再度在北京上线,这一等就是449天。 在北京滴滴顺风车上线的第一天,记者尝试顺风车业务,但在经过一个小时的等候之后,仍旧没有司机接单只好作罢。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不是个例。不少用户都表示等候很长时间都没有司机接单。“我联系了一个顺路度90%的司机,但对方却拒绝接单。”一位朋友无奈地表示。 从乘客来说,在使用顺风车功能之前,首先要花大致5-10分钟时间完成人脸验证、授权平台收集和听取形成录音、乘客安全须知学习与测试、并确认同意《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等多个步骤后才能发起出行需求。 相比乘客,车主的认证流程同样繁琐。同样需要进行人脸识别、常规线路设置、安全知识学习和考试等确认流程之后,才能进入邀请乘客环节。 至于之前曾因男女性别引发巨大争议的顺风车服务时间,滴滴也进行了调整,限定为5:00-20:00,且订单仅限市内中短途,里程需在50公里以内。此外,为了保证真正顺路行程,避免给不法分子挑单的机会,在新版上线的顺风车功能里永久下线了用户的个性化头像、性别、长文评价标签等个人隐私信息。 不过滴滴平台防止司机挑单的解决方案,司机和乘客的意见褒贬不一。有司机担忧:“万一不顺路给我指派了怎么办?” 同时也有人感慨,“现在平台对乘客的安全保护程度高了,但是需要全程录音,车主和乘客的隐私容易受到侵犯。”难怪滴滴总裁柳青曾在微博自嘲道:“自己在做‘一款最难用的顺风车产品’,给朋友们心里添堵,心里也是觉得挺凹糟的。” 在为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滴滴顺风车确实牺牲掉了用户体验,这无可厚非。但是,之所以有不少用户在期盼顺风车的回归很大的原因在于顺风车的价格优势,能够大大缩减用户的通勤开支。 然而,如今这一优势正在消失。对于20公里左右的通勤路程来说,顺风车相比拼车并没有价格优势;但同时滴滴又将顺风车的服务里程限定在了50公里之内,大大减少了让顺风车原本优势的里程区间。 顺风车大生意:滴滴一年净赚9亿元,不敢全面上线又不愿放弃 可以说,此次滴滴顺风车业务的回归相当低调。不难感觉到,滴滴对于顺风车业务的重新上线,一直在克制与试探的边缘徘徊。 北京并不是滴滴顺风车恢复上线的第一批城市,在此之前哈尔滨、太原、常州、沈阳、南通5座城市已经在11月20日相继率先试运营。而此次和北京一同上线的城市还包括武汉、佛山、南昌、长沙,也就是说目前滴滴顺风车的试运营城市已经扩展到了10个。 早在2019年初,滴滴内部一度计划今年三四月份恢复顺风车业务。但随着又一起悲剧的发生——2019年3月24日,常德的滴滴网约车司机被害身亡,滴滴恢复顺风车业务的计划随即再度搁浅。 滴滴在顺风车领域的突然失位,让市场上其他玩家看到了新的机会。嘀嗒、曹操出行、哈啰出行乃至高德地图,纷纷宣布入局顺风车服务。在没有滴滴的顺风车江湖里,几乎出行领域的所有玩家一哄而上。因为大家都不确定,哪一天滴滴突然就回来了,现在能做的就是在滴滴回归前竭尽所能的占据市场。 毕竟,顺风车作为出行领域中为数不多能够实现盈利的业务,无论是谁都不愿意放弃。 根据滴滴对外公开的数据,在顺风车业务上线三年多时间内,服务了十多亿次出行。截至止业务下线前,顺风车的日订单量达到100至200万单,按滴滴全平台的2000至3000万单的日接单量来看,占比接近10%。虽然在订单量上远不及快车,但不需要对乘客和司机进行补贴,仅靠服务费便能实现盈利。 有媒体报道,2017年,滴滴顺风车的成交总额接近200亿人民币左右,净利润接近9亿人民币。尽管滴滴方面曾表示过数据并不准确,但顺风车是滴滴唯二可以实现盈利的业务(另一项被官方宣布盈利的业务是滴滴代驾)是不争的事实。 柳青曾称赞顺风车是“滴滴里面很有亮点的业务”,并对当时的负责人黄洁莉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认可。 如果不是接二连三的惨剧,顺风车一直被看作是滴滴最成功的业务之一。仍记得当时程维、柳青在道歉信中坦承,“我们的好胜心盖过了初心。在短短几年里,我们靠着激进的业务策略和资本的力量一路狂奔,来证明自己。但是今天,在逝去的生命面前,这一切虚名都失去了意义。” IPO之困,滴滴已经无人接盘了? 最终,滴滴还是赶在2020年的春节前上线了顺风车。 上线顺风车背后,是滴滴对于收窄亏损的迫切需要。数据显示,滴滴2018年全年亏损达到了109亿人民币,2017年亏损数字是25亿人民币。滴滴创始人程维曾公开表示:“自2012年起,滴滴从未实现过盈利。 尽管持续亏损,但是滴滴并不缺钱。要知道,滴滴从成立至今,仅仅靠融资就获得了超200亿美元的资金。 但是,不缺钱并不代表没有压力,尤其是上市的压力,毕竟背后一众股东们还等着退出。 对滴滴来说,或许上市并不是难事。问题在于,如果亏损持续扩大,那即便上市也难免出现估值倒挂的现象,现有股东的利益依然受损。 另一家打车巨头Uber就是前车之鉴。和滴滴相似的地方是,Uber一直在亏损的泥沼里挣扎。尽管在几年已经率先上市,可相比起巅峰时1200亿美元的估值,Uber市值仅为519亿美元,相对比此前估值的高峰,缩水了近6成。 正因如此,滴滴至今对于上市仍按兵不动。除了重新开展顺风车业务,滴滴还在近期剥离了短期内没有盈利能力的自动驾驶业务,也被视为在为上市铺路。 但留给滴滴的时间似乎不多了。据格隆汇报道,今年10月曾有滴滴的一部分股东开始寻求把自己手中的股权变现,其中有两位中国和美国的滴滴原始股东拟出售股份,分别按400亿美元和430亿美元的估值叫价。尽管已经在此前600亿美元的估值上砍掉了1/3,但仍然找不到买家。 恒大研究院最近发布的《中国独角兽报告:2019 》显示,滴滴最新估值为450亿美元,较去年的600亿美元估值下降了150亿美元。即便估值降了,但有价无市仍是滴滴的现状。 最后谁会来接盘滴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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